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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福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金钊为主席的省政府的带领下，全省人民积极投入到福建的国防工业建设之中，在省政府的号召下，工人们主动要求加班加点，延长工时，全力备战。就在福建人民正干的热火朝天之时，北方风云在起。
早在1933年9月，南京政府就批准将冀东划分为两个区，在通县和唐山分别设立蓟密、滦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殷汝耕、陶尚铭分任公署专员。陶尚铭因不原归附日本，为日方所排斥而辞职，1935年殷汝耕则由日本侵略者推荐兼任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冀东地区的大权实际上完全被殷汝耕一人掌握在手中。殷汝耕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他公开与日本侵略者勾结，使冀东非军事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严密控制的势力范围。
1935年11月15日，殷汝耕为配合日本“华北自治”的阴谋，联合冀东各地一批亲日分子致电宋哲元、韩复榘，攻击南京政府内外政策，要求实现“华北自治”。11月23日，殷汝耕又在日本指使下，在天津日租界召集有非军事区各保安队长等人参加的会议上，密商非军事区“自治”。翌日，殷汝耕在通州召集非军事区各县及宝坻、香河、昌平县县长，非军事区各保安队长临时会议，并于当晚发表脱离南京中央政权宣言。决定“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以谋东洋之和平”。公开叛国投敌。
25日，殷汝耕在专员公署“冀东防赤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自任“委员长”，12月后改为“冀东防赤自治政府”。殷汝耕任政务长、“主席”。公开打出其叛国“自治的旗号，成为伪满洲国之后的第二个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汉奸傀儡政权。伪“自治委员会”宣布非军事区所属通县、滦县、临榆、遵化、丰润、昌黎、抚宁、迁安、密云、蓟县、玉田、乐亭、卢龙、宝坻、宁河、昌平、香河、三河、顺义、怀柔、平谷、兴隆计二十二县和察哈尔省的延庆、赤诚、龙门，均属“委员会”管辖。12月，伪保安队又占领塘沽并强行将塘沽、大沽划入辖区。
12月9日，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人的组织和指挥下，参加抗日救国请愿游行的爱国学生们涌上街头。走在队伍前列的是东北大学、华夏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立女一中等校的学生。警察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即下达戒严令，在一些街道要冲设了岗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城外学生被军警阻拦，在西直门同军警发生冲突。上午10时许。城内一两千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汇集到新华门前。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各校临时推举董毓华、宋黎、于刚等12人为代表，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递交请原书，提出6项要求:一、反对华北成立防赤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二、反对一切华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何应钦避而不见。
请愿不成，群情激愤。各校代表当即决定改为示威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然后奔向沙滩、东单，再到**举行学生大会。一路上，不时有冲出军警包围的法商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中法大学、北京大学等大中学校的学生加入游行行列。队伍逐渐扩大到五六千人。行进中，学生们向沿街的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散发传单，得到群众的鼓掌和支持。
当游行队伍前锋到达王府井大街。后尾尚未走出南池子时，大批警察手执大刀、木棍、水龙，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爱国学生不畏强暴。队伍仍在继续前进。这时，警察打开水龙，冰冷的水柱喷射在学生们身上，接着又挥舞皮鞭、枪柄、木棍殴打。学生们与军警展开英勇的搏斗，有百余人受伤。游行队伍被打散。但是爱国学生们，并没有被吓倒，继续组织罢课，游行示威。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计划成立的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1万余人又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之后，天津学生又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人民中间宣传抗日救国。杭州、广州、武汉、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鉴于冀东防赤自治委员会成立后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声，殷汝耕此时心虚了许多。在12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声称：”本府决修明庶政，贯彻初衷，但不脱离华夏民国，故不自制国旗，仅于二十六日通告各国，宣布成立，不要求他国承认，亦不承认他国；唯满洲国因接壤故，事实上不能不发生外交关系。“
“无耻！”金钊将手里的报纸一把拍在了桌子上，气愤的说道，“我就不明白，秦桧夫妇已经在那里跪了近千年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争着抢着去当汉奸！”说着金钊伸出手将军纪扣解开，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领章上镶着三颗闪闪发光的金星。
不要因为这三颗金星，就以为我们的金钊已经晋升上将了，其实现在的金钊还只是个中将，确切的说应该是中将加上将军衔。
简单介绍一下，现在**的军衔制度，1931年4月，南京政府颁布《陆军军官佐及士兵等级表》，沿用北洋政府时期的军衔制，衔级和衔称都不变。当时授军衔没有统一的机构，国民政府可以授，总司令部可以授，军事委员会可以授，甚至上级机关或军政长官也可以授。另外，当时军衔和职务相比，衔高职低的情况比较普遍，军长大都授上将。例如刘和鼎升任三十九军军长之时也被授予了上将军衔，金钊出任第七路军总指挥也是上将军衔，一些地方军阀，也自封为上将。1933年，当时蒋介石在一次纪念周上讲话说，“现在国内军队同列强相比，战斗力特弱而将官特多，上将都数不清了。”
为了整顿军队军衔混乱状况，以适应其军事上的需要，南京政府决定对军衔进行修订。1934年7月和1935年1月，国民政府重新制定了陆、海、空军《官制表》和《士兵等级表》。1935年3月，颁布了新的军衔等级表，把上将分为第一、第二两级，增设特级上将。整个军衔等级为六等十八级。
而且新颁布的规定，上将军衔都有名额限制，特级上将限额一人，老蒋专用。一级上将九人，二级上将总共限额22名。这样一来，因为名额限制，便有许多原来的上将只能改授中将军衔，包括金钊这样的。其实按照金钊现在的实力来说，授予一个二级上将绰绰有余了，但是老蒋却故意挤兑金钊，说金钊的资历太浅，只给了个中将军衔。
但是不满的不只是金钊一人，很多改授中将的都对新出台的军衔制度表示不满，后来为了平息众怒，军委会便又增设了这么一个中将加上将军衔。中将加上将是指合于晋任上将者，因为员额所限，先加上将衔。待二级上将出缺，正式授予上将军衔。中将加上将，其服制军衔与上将相同，行使上将职务，但俸薪仍照中将最高俸额支给。不是不想直接给你个上将，但俺们没名额。先给你配上将军衔、你先干着干上将的工作，但俺们可说好了，没名额，所以只给你中将工资！就这个意思。很可爱吧。
张自忠将军以身殉国的时候，就是中将加上将，死后追授上将军衔（二级上将、下同）。所以很多人说他并非上将，而政府官方的宣传则称他是以“上将”军衔殉国的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就是这么来的，因此说中将加上将军衔，也勉强能算是上将了。
金钊也因此被授予了中将加上将军衔，说是等二级上将出缺之后，便能晋升二级上将，但是金钊却知道，有些人至死都没能晋升二级上将，当然了如果战死的话，理论上都可以追授二级上将，但是金钊可不想死，反正军衔，职位都是虚的，手里的权利才是实实在在的，金钊也就不在乎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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