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中，开海禁的旨意议定，昭告于天下。
海禁的规定本是太祖高皇帝之命，但却非祖训，而是因时而制定的政策。当初倭寇横行，海民和倭寇混杂不清，寇匪勾结海外之敌滋扰沿海各地的事情时有发生。
大明朝廷无余力清缴倭寇，便索性一刀切，寸板不许下海。谁要是违背此命，便做倭寇海匪论处。这么一来，海患虽然平息了许多，但是对于海边讨生活的百姓们，不啻为一种极为苛刻之策。
事实上，这海禁之策，在永乐皇帝朱棣手中已经打破。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大明的海船抵达海外各处，留下了多少传奇，播撒了大明的威名。
只可惜，三宝太监下西洋是为了炫耀大明的国威，却非开疆拓土，多少浪费了财力物力，没有得到什么实惠。
当然，有传言说，永乐皇帝本就不是奔着开疆拓土去的，而是为了去找他的侄儿建文帝的踪迹的。传闻说，永乐帝夺侄儿建文帝之位，心中常担心别人说他得位不正。加上建文帝下落不明，所以担心他重新举旗，再来争夺皇位。便于找到建文帝，除却隐患。
所以听到情报说，建文帝避难出海，在南洋或者番国躲藏，所以才派三宝太监数次下西洋，便是为了找到建文帝。
当然这些都是传闻，也无从考证。当事者均已作古，此事已成谜团。不过，在张延龄看来，郑和下西洋固然意义重大，但是坐拥如此强大的海上力量，却没有得到实惠，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大明航海技术和海上力量比之欧洲那些弹丸之国不知强大多少，却白白浪费了这番实力。如今居然被别人占了先。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从此以后，大航海时代所带来的领土扩张，数百年的大殖民时代便也和大明无缘。最后被一个岛上小国称霸全球。乃至于在后世，中华蒙难百年，耻辱备至，受尽欺凌。
这一切其实都是有脉络可循的，整体的衰落从根子上往上刨，错过大航海时代的殖民行动，闭关自守，坚持海禁，绝对是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的。
其实，海禁之策，早就有人觉得不妥。弘治年间便有人提出解禁之议论。只是朱佑樘是个固守成规之人，以太祖之命为借口，驳回了提议。
现如今，朱厚照是皇帝。有什么样的皇帝便有什么样的臣子。事实上，正德朝虽然混乱，但君臣的心思眼却都活泛的很，都不是墨守成规之辈。
所以，当海禁解除之议被提出来之后，在讨论了数日之后，杨廷和和外庭诸官都表示了认可。开海禁无疑会带来麻烦，但是带来的好处显然更多。
张延龄提出的开海上陆上两条商道，行一海一陆计划，大力发展市舶贸易，从而带动大明内部各种产业的想法无疑是天才般的设想。
这一点，在杨廷和召集众官私下里商议的时候也表示了极大的感慨。
“或许只有张延龄能想到这些吧。不管此事最终是怎样的结果，不管这个人有什么私心和目的。但就此事而言，本人却是佩服他敢想敢干的作风的。这个人，确实是个有本事的。”
对于杨廷和的评价，杨一清也表示赞同。这话传到张延龄的耳朵里，张延龄一笑置之。
他做的这些事，并非是为了搏人眼球，更不是要得到什么夸奖。这是也不仅是关乎个人赚钱的事情，而是关乎历史大局的大事。张延龄越是琢磨此事，便越是充满了一种推动历史车轮前行，扭转乾坤的使命感和自豪感。便也格外的投入更大的热情。
九月十九，市舶司在内城西华门外刘瑾被没收的旧宅挂牌成立。圣旨任命，由护国公张延龄代市舶司提举之职。看起来有些小材大用，因为市舶司提举官只是个五品官职，但是，和之前市舶司衙门的职能相比，此次成立的市舶司却有着较大的职权。
首先，按照张延龄的要求，市舶司独立于外廷存在，不受外庭户部管辖。光是这一点，便争论了许久。杨廷和本想让市舶司归于户部所辖，这样便可以监督插手，但张延龄岂会容人有掣肘的机会。
不过，市舶司最终还是归于内廷所属，说白了便是皇上直属。派太监前往坐镇，以确保监督行事。这也堵住了杨廷和等人质疑的无人监管的疑问。
但很显然，内廷本就是张延龄的人，自张永而下，谁不是张延龄扶持上来的。这种监督，其实也是名存实亡。
其次，市舶司衙门拥有独立的制定税收政策的权力。当然仅限于市舶贸易的税收之权。也就是说，张延龄可以制定海外贸易的税额收取的比例，可以制定管理海贸船只商行乃至番国来朝商贾的条例。只需奏请皇上批准，而无需通过其他人的同意。
最后一个极大的权力便是，市舶司将拥有一支水军。从团营之中调选一批水军，组成一卫六千五百人的水军。他们是用来维持市舶贸易的正常进行，开拓航道，保护贸易路线的。
市舶司何曾拥有这么大的权力？本来是个不被看重的偏门衙门，被张延龄这么一弄，顿时显得权势显赫了起来。
自然议论也是不少，但是人家一两银子不向朝廷要，全部自筹银两。造船养兵等等事务都不让朝廷出半点力，还有什么可说的？
不但如此，张延龄上缴近三十万亩田契给朝廷，发动勋戚之家退田归民的行动也是引发了朝野的震动。本来退田这种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勋贵们主动的，这帮人的德行谁人不知？但是张延龄却做到了。
相较于刘瑾之前的大张旗鼓的清屯收税，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一地鸡毛的改革而言，张延龄闷声不响，谈笑间便完成了这件事。
勋贵退田，这就好比敲响了警钟，让兼并之风盛行的大明朝的上上下下人等都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黑幕一旦撕开了一道口子，光便透了进来。而且撕碎的是最厚重的那一片地方。
虽然未必便能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让众人都开始上缴田产。但起码从现在开始，再无官员勋臣和皇亲敢向朝廷讨要土地了。
种种事情，一桩又一桩，好似滚滚雷声在大明朝的天空轰鸣。所有人都感到了震惊，同时也意识到事情似乎正在朝着一个从未期待过的方向变化着。
百姓们议论纷纷，大明朝护国公的名字又一次成为了街头巷尾提及频率最好的名字。
在一片议论纷纷之中，张延龄却紧锣密鼓的准备着下一步。
九月二十，市舶司衙门召开了第一次座谈会。张延龄请了原工部尚书曾鉴以及京城中大批的相关人员进行了一次座谈。
座谈会的内容是关于造船的。
前期的各种准备中，最重要的便是造船这一项了。在其他措施进行的时候，造船之事必须提上日程。而且，这件事是重中之重。拥有大型战船，拥有大量海贸商船，整个海贸计划才能得以实施。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曾鉴曾任工部尚书。如今虽然致仕，但对于大明朝的船行，各种船只的优劣却是内行人。毕竟制造手工建造这些都是工部所属的事务。对于曾鉴而言，这些都是他脑子里的。
所以，在座谈的时候，曾鉴侃侃而谈，如数家珍。
“护国公，我大明造船业原本是极为发达的。当年三宝太监出海，随行船只百余艘，声势何等浩大。当年三宝太监的座船被称为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则有十八丈。高四层，巍峨如移动的城堡一般。船上可载人五百余。光是划船掌舵的便有两百多人。那光景，可谓是体势巍然，巨与无敌啊。”
张延龄听着他的话，想象着那宝船的样子，心中也是赞叹不已。若他所言是真的，换算成后世的长度，那便是一座长一百四十米左右，宽六十米左右的巨无霸。这样的船便是在后世也属于大船。
大明朝在百余年前便造出了这样的大船，造船技术可谓是令人惊叹，匪夷所思。
“真是雄伟啊。令人赞叹。但不知那宝船在何处？”张延龄道。
“是啊。只可惜下西洋之后，宝船便搁置在南京码头上。也无人再开动。时间久了，腐烂生虫，成了一堆破烂。我大明造船的技艺，因为海禁而荒废失传。如今各地船厂能造的便是一些漕运的大木船和一些普通的兵船了。这些船跟曾经的宝船相比，简直无法比拟。”
“这件事是暴殄天物啊，这么好的宝船，便就这么腐朽了。现在再也造不出来了?”张延龄顿足叹道。
“很难说。宝船造地是在南京的龙江造船坊。老朽许久没有去南京，也不知道那里还能不能造船了。不过，护国公也莫要担心，我大明朝除了南京，还有福建广东两地也是有大量造船工坊的。沿海之地，造船手艺一代传一代，应该不至于失传。但也难说的很，毕竟生意萧条，造的也都是普通船只，要造海船，怕是够呛。”曾鉴捋着花白胡子道。
张延龄收拾心情，耐心询问道：“且不论能不能造出来，老大人可否说一说各地船只有何不同？我想各处造的船只应该有各自的特点吧。”
曾鉴点头笑道：“那是自然。护国公这便是内行话了。我大明造船的样式风格分为三处。一处便是南京造宝船的龙江造坊。那里造的船只雄伟高大，气势巍峨。适才老夫说的三宝太监的宝船便是这样的船只。但是呢，缺点在于，船只庞大，需要人力多，不易操控。而且过于华丽高大，行动缓慢，且水浅处容易搁浅。不灵活。”
张延龄缓缓点头。
但听曾鉴继续道：“还有便是福建船了。福船底尖上阔，首尖尾阔两头翘，设计精巧。还有排水孔。船只稳定可靠，可经风浪，在深海航行也自无虞。但船只过小，不够雄伟。广东的船只两头尖翘，像个月牙儿。坚固耐用，造船用龙骨之法，故而船只可经大风浪而不用担心会损坏。只不过，因为两头尖翘，船身狭长，不利平稳。风浪之中稳定性较差。总之，各地船只各有优劣，就看护国公需要怎样的海船了。”
张延龄听得一愣一愣的，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大的学问。曾鉴只随口说了几句，便知道这里边的门道多。
张延龄要的是怎样的船只？自然是又大又稳又坚固的大船了。载人要多，要灵活机动，且能经风浪。更重要的是，要有可操控性。因为这些船将面临着有可能和佛郎机的蜈蚣船作战的局面，在性能上一定要碾压他们。
船上还要安装诸多火炮，一般的小船是绝对不成的。遭遇对手炮击，还要抗轰耐揍。一旦中弹，要能抗住对方的炮弹。不至于随随便便就沉了。
“可否集其所有之长，设计出一艘大船呢？既然都有优劣限制，何不扬长避短，造出又快又大又稳又坚固的大船呢？”张延龄沉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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