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杜江南做市委书记时，更是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指出，要让永梁成为天下人的朋友。
欢迎各方各级领导到永梁检查指导工作，要让人家住好，吃好，玩好。
走时还要送上礼物，让人家时不时的想着永梁，下次还来。
只有这样，才能扩大永梁的知名度，吸引投资。
于是，永梁的大街小巷，出现了各种档次的饭店、酒楼。
海鲜、野味应有尽有，公款吃喝愈演愈烈。
永梁老百姓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就编了不少顺口溜，说当官的是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一座楼。
公款吃喝一年要消耗掉永梁财政多少钱，这实在是一个无法确切估计的数字。
有一天，周海洋特意把市财政局的局长老宋叫到办公室，问他：
“老宋啊，你是个老财政，永梁各级干部，一年的公款吃喝要花多少钱呐？”
老宋说：“书记，这个谁也没法确切统计出来，只有大致估算。
全国一年说是几干亿，到底是4000亿还是5000亿，专家也是瞎估计。
至于我们永梁，900万人民，30多万公务员，这还仅仅是是吃财政饭的。
再加上那些自筹自支的单位，估计25个老百姓养一个国家公职人员是基本接近现实的。
仅仅人头费一项，永梁市本级财政和各区、县财政，就要投入30几个亿，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负担重不重？”
周海洋说：“按这个比例算，我们今天的政府规模，要算是永梁历史上最庞大，花费最多、最昂贵的政府了。
我们这个人民政府，简直成里“吃民”政府了。
漫长的封建社会，官与民的比例一般是八百比一。
而我们，却达到了惊人的二十五比一。
像这样食之者众，生之者少，老百姓焉能不贫穷！负担焉能不重！
精兵简政，精简机构，提了一年又一年，而现实情况是，我们的机构一天比一天庞大，没见减少。
这样不但要把永梁财政积累的财富吃光喝净，还要把经济增长的总量化为灰烬，看来不下狠心改革，是不行了。”
老宋说：“是啊，不改革是不行了，再这样下去，总有揭不开锅的那一天。
现在有些乡镇已经是揭不开锅了。
在我们市最落后的几个乡镇，光是债务就有几干万元。
要账的天天堵住门，闹的镇长、书记都办不了公，解决不了，只有天天躲避。
有的一年到头，连工资也发不下来，乡镇干部长期拿不到工资，有的干脆就辞职不干，到外地打工去了。
听说有个镇的镇长都辞职不干了，到南方的一个企业打工去了，工资比我们这里高了好几倍，连公职都不要了。
当然，最可怜的是那些当教师的。
和学生有感情了，不愿意走，一年到头拿不到工资，只有靠学生从家里凑点面过日子，自己种点菜。
报纸上这种情况不让报道，我回老家时，村子里的人告诉我的。”
周海洋说：“居然有这等事？你早就应该告诉我的。
你马上招集教育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你牵头，调查一下，做出一个方案。
市财政一定要优先保证全市教师尤其是在农村一线的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不得有任何拖欠。
教师的工资，由市、县财政单独列支。
方案尽快拿上来，我批示后，上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尽快落实。”
老宋说：“好的，我马上落实，尽快向书记汇报。”
“另外啊，你看我们永梁什么时候，可以建立起覆盖全体人民的低保和医保制度？
你们市财政，今年能不能从增收的几亿元中拿出来一个亿？
再让各区县财政都拿出来一点，老百姓再凑一部分。
我们先搞个低水平的，等财政有钱了，我们再逐渐提高标准。
让永梁老百姓，特别是城市的下岗职工和农村的老百姓，看得起病，老有所养。
他们实在是太苦了，想到他们的处境，我这个市委书记就钻心的痛，我脸红啊！
这个是当前最刻不容缓的事情，你看行不行！”周海洋问。
老宋说：“拿出一个亿肯定有困难，我们是穷地方，财政本来就不宽余。
前几年，永梁上了好多政府工程，大多数是面子工程。
劳民伤财，钱花了，都打了水漂，银行的贷款还不了，但担保人却都是市财政。
这方面，前市委书记杜江南做的最多。
这两年，我们永梁市的财政收入，虽然每年都以两位数的数字增长。
但毕竟基数很小，增长的总量还是和发达地区没办法比。
只有区区五六个亿，就那我们还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组织起这么多税收收入的。
不瞒你说书记，我到大街上随便转一转，就可以看到税管人员向那些擦鞋的、推三轮车的收税。
这么给你说吧，目前在永梁，除了三陪小姐不缴纳税收外，其余的你几乎找不到不向政府纳税的人。
老百姓都私下里议论，说原来是‘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现在是‘共产党会多，税更多’。
永梁的老百姓提起缴税，就非常羡慕那些当三陪的小姐。
说人家是‘不纳税，无污染，自带设备搞生产。不生女，不生男，不给国家添麻烦。’”
老宋讲到这里，自顾自的哈哈大笑起来。
老宋一笑，搞得周海洋也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周海洋说：“老百姓嫌税收负担重，有怨言，是不假。
编点顺口溜讽刺讽刺我们这些当官的，出出气，也无可非议。
谁让我们坐在这个位子上呢？
说实话，我们国家老百姓的负担确实是太重了，我们国家的税收政策也太粗放了。
和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相比，是有很大的差距。
这个现实，我们虽然不能明讲，但心里一定要清楚，要有自知之明。
我们欠老百姓的是太多了，我们对不起他们。
比如前几年，针对社会上的议论，说我们国家的税收负担过于重，超过了发达国家。
对于这个问题，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公开发表意见，解释我们的政策。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我们的税收水平是偏低的，华国老百姓的负担是合理的。
这个结论，立即就引发了一批学者的批评，说是公开的撒谎，糊弄老百姓，说假话。
有的学者，更是拿出当年的日本作为参照的对象。
说我们的经济总量当年只有日本的一半，而我们的税收总量，却大大高于日本。
这说明，我们从老百姓手中拿了太多的钱。
从经济发展这个蛋糕中，所切的比例，太大了。
说我们的政府是当今世界最庞大、最消耗资源的政府。
仅仅是维持这个庞大政府的运行，就要消耗掉国民生产总值35%左右。
这个数字太惊人，太可怕了！
这是华国老百姓长期贫穷的原因之一啊！
我们老是强调，大河里无水小河里干，强调把全民的财力集中到政府手里。
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说这是我们的优势。
但我们没有倒回来想一想，小河里有水了，大河里能会干吗？
小河里没有水了，大河里能有水吗？
西方发达国家的政策是，藏富于民。
而我们的政策却是，死死盯住老百姓的腰包里的那点钱，不停地刺激老百姓花钱。于是，教育产业化，医疗社会化。
每一项的政策设计，都是干方百计的掏老百姓那个干瘪的不能再干瘪的腰包。”
周海洋接着说道：“说实话，老百姓腰里要是有钱，他们会不知道享受吗？
那是人家的救命钱啊！准备着万一碰上个天灾人祸的，好救救急的。
而我们这些年的政策，带来的只有一个后果：那就是内需持续疲软。
为什么？因为老百姓手里没钱。
就是攒了几个钱，还等着给老人看病，为孩子上学交学费呢，谁还敢消费啊！
结果商品就卖不动，大批工厂就要倒闭。
所以，我们不能孤立的看待任何一个经济现象。
要综合分析，按国际惯例，制定出合理的公共政策，兼顾各方利益。
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持续、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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