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四人再次见黎。两次见面,汤化龙、黄中恺等发现了一个事实:“黎公之为都督,傀儡耳。一切大权,操之党人手中。”
当夜,汤化龙约黄中恺在家起草《军政府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军政府设军令、军务、参谋、政事四部,各部均受命于都督。
条例对军事方面的三部作了细致的规定。而政事部,则只笼统地说设内务、外务、财政、交通、司法、文书、编制七局,声明其细则另订。
显然,这是一个军民分治,大权统于都督一人的方案。15日,汤化龙等四人兴冲冲地将《条例》献给黎元洪。黎连呼妙!妙!但是,这个条例却遭到了看守黎元洪的革命党人的冷落,被扔到了字纸篓里。
汤化龙等正在意兴索然之际,碰上了新到武昌的居正。他也正为军政府的秩序“棼乱”叹息。经过商谈,居正同意出面劝说革命党人接受《条例》。
当即在江汉书院谘议局临时会址召集革命党人开会。居正诡称,条例是孙中山在海外预订的,于是,一致通过。
条例通过了,迅速确定了各部职员,名单如下:
军令部部长:杜锡钧(清军管带)
军务部部长:孙武(共进会员)
参谋部部长:杨开甲(清军标统)
政事部部长:汤化龙(谘议局议长)
在上述四个部长中,革命党人只有孙武一个。政事部各局局氏名单为:
内务局局长:舒礼鉴(谘议局议员)
外务局局长:黄中恺(汤化龙同学)
财政局局长:胡瑞霖(谘议局议员)
交通局局长:马中骥(商人,汉口宪政同志会成员)
司法局局长:徐声金(立宪派,汤化龙友人)
文书局局长:阮毓崧(谘议局议员)
编制局局长:张国溶(谘议局副议长)
在上述七个局长中,革命党人一个也没有。条例没有谋略处,自然被取消。刘公从12日进入武昌之后,一直主持谋略处。这时无法安排,被任命为总监察。
16日,胡瑞霖劝黎元洪登坛誓师,得到同意。17日,在阅马场的中央搭起一座高耸的帅台,四周军队林立。黎元洪全身军服,腰悬军刀,到台前下马,威武地被拥护登台。台上放着黄帝牌位,剑、旗分立两侧。由谭人凤授旗、授剑,居正宣讲革命意义,黎元洪宣誓。
由舒礼鉴起草的《祭告天地文》公然说:“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力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能及哉!”
就是说,黎元洪的权力,不是由革命人民流血奋斗得来的,而是由上天赐给他的。一个清朝的旧军官,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为民国的“开国元勋”了。
阅马场上,“欢声雷动”。“兵士对都督之爱戴,亦大有加”。慷慨激昂的誓师变成了对黎元洪个人的鼓吹。
立宪派所代表的是和封建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上层,他们和黎元洪这样的旧军官结合乃是必然的。
汤化龙等所拟订的《军政府暂行条例》和人事安排,虽然通过了,终因排斥革命党人的企图过于明显,激起了强烈的反对。
不少人声称:汤化龙是主张君主立宪的,与革命主义不能相容。各种流言也出来了。善于观察时势的汤化龙也就迟迟不肯到职。
10月25日,在孙武、刘公、张振武、居正等人提议下,军政府再次开会,改订了暂行条例。这个条例增加了政治色彩和民主气氛。
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公约推倒满政府,恢复中华,建立民国,暂组织军政府,统辖政务。”
第三条规定:“军政府都督代表军政府人民施行职务;除关于战事外,所有发布命令关系人民权利、自由者,须由都督召集军事参议会议决施行。”
第五条、第七条和第十条规定,军政府设立稽查员,任务是稽查各部、各行政机关和各军队,稽查员由起义人公推。这显然是为了加强革命党人对军政府的监察。
《改订暂行条例》的最重要之点是取消了包揽大权的政事部,所属各局都改称为部,直辖于都督。各部人事安排为:
军令部长:杜锡钧(清军管带)
军务部长:孙武(共进会员)
参谋部长:杨开甲(清军标统)
内务部长:冯开濬(留日学生)
外交部长:胡瑛(同盟会员)
理财部长:胡瑞霖(谘议局议员)
交通部长:熊继贞(同盟会员)
司法部长:张知本(同盟会员)
编制部长:汤化龙(谘议局议长)
上述安排中,新增加的胡瑛、熊继贞、张知本等都是革命党人,编制部长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革命党人的力量大大增强了。
在军政府的人事安排上,革命党人注意保持对立宪派的优势,这是必要的。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在军政府中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改订暂行条例》所规定的都督权力仍然很大,“军事参议会”虽具有限制都督个人专权的作用,但并没有组织起来。黎元洪是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军人,革命对他来说终究显得生疏而可怕,当他的权力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几个革命党人部长就很难控制住局面了。
与湖北军政府同时建立的还有汉口军政分府。
汉口克复,詹大悲、何海鸣出了狱。他们立即渡江,和湖北军政府联络。军政府派蔡济民率兵二队随同他们返汉,驻扎四官殿。
詹、何等对黎元洪、汤化龙身居高位、掌握大权不满,但是又觉得当时还不便公开反对,因此决定成立汉口军政分府。
13日自外归来的蒋翊武也支持他们。军政府以詹大悲为主任,下设司令、参谋、军需、军政、军械、军法、交涉、稽查各处,由温楚珩、吴昆、何海鸣等负责。
詹大悲等准备以此为基础,在局势稳定时对武昌军政府进行改组。汉口军政分府以文学社为主体,完全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在武汉保卫战中,它作出过贡献。但是,它有些自行其是的做法也加深了和武昌军政府之间的矛盾。
在汉阳,也建立了革命政权,由日知会员、李亚东为领导者。
黎元洪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
黎元洪在汉口、汉阳光复,各国领事宣布“中立”,才宣告就职。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成立后,先后推选黎为中央军政府大都督、副元帅、大元帅。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3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黎元洪就发表了任职以来的首次演说,分析指出当前革命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
指出革命军起义,是推倒清朝,恢复汉族的统治,是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并同意就任大都督之职。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军加大了湖北的作战力量,除湖北提督张彪率部继续驻扎汉阳外,还派出冯国璋率领的陆军、萨镇冰率领的海军抵达汉口作战。
刚刚履任都督所面临的压力和考验也是双重的。
内部的压力主要是军政府权力分配问题,这也是黎元洪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个最为棘手的政治问题。
一方面是内部的权力之争,另一方面是外部强大的军事压力。
10月28日,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田桐等人抵达武汉支援。黄兴为众望所归的、敢上前线冲锋陷阵的统帅,他的到来给革命军的士气打了一针强心剂。
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湖北革命军战时总司令,所有湖北军队和外省开赴湖北的援军悉归其节制调遣。
但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汉口、汉阳相继失陷,革命党人不得不退守武昌以图自救,武汉保卫战进行得非常惨烈。
与此同时,全国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却十分有利。革命形势的变化拉开了南北议和的序幕。
10月到11月之交,袁世凯嘱意曾任湖北新军管带、时为袁府幕僚和湖北籍道员的刘承恩,先后三次向黎元洪致函提出,南北战事应趁清廷下罪己诏悔过的机会暂且和平了结。
对此,湖北军政府商议了权宜一时之计,即主张利用袁世凯反戈,只要袁世凯不反对革命,即推戴袁世凯为大总统。
袁世凯认为革命党人虽居心叵测,但和平解决之意已明,遂继续边剿边抚、边打边拉来斡旋。
11月10日,在黎元洪发出通电请独立各省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以一军权的同日,袁世凯派出全权代表刘承恩、海军正参领蔡廷干携其手书到武昌都督府与革命军议和。
并向湖北方面提出: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立刻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湖北军政府则向袁世凯提出如果能顺从民意,则同意袁世凯的条件。
不然,即使国家和人民受涂炭之祸,也不能屈从袁世凯。黎元洪虽然同意议和,但对袁世凯提出的君主立宪的条件严词拒绝,坚持以建立共和作为议和的根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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