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书网 > 历史军事 > 逆清1845 > 第181章 人心之治

  “酱缸文化?”

  陈澧嘴里念着这个词,却越念越觉得有道理,便下意识看向了赵源。

  酱缸文化,在后世成为了一个非常出名的词汇,但是赵源所说的酱缸文化,却并非后世所言的内容,而是从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兴起的理学道学,逐渐沉淀到十六世纪以及十七世纪,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

  “理学究于今日,不同于宋明,既无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如宋儒之有程、朱与朱、陆,如此可谓酱缸。”

  赵源轻声感慨了一番,他认为到了如今,陆王心学一系趋于衰颓,程朱理学一脉则多在于卫护、阐释程、朱之说,但是本质上没有创新发展,依然处于吃老本的阶段,那么清廷在梳理自己的官方统治思想时,也就变得重实践而轻理论,因此就特意强调朱熹。

  昔日,康熙皇帝曾经与讲官张玉书、汤斌等人围绕理学进行过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康熙对张玉书等人说:“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此真理学也。”

  严格来说,康熙作为一个务实派对空谈的理学产生质疑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张玉书避重就轻,只回答了一句:“皇上此言真至言也。理学只在身体力行,岂尚辞说。”



  但是很显然,这样的回答不会让康熙满意,只是他并没有过多去做文章

  当时间过了足足三十二年后,康熙在一次听取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后,终于发现这个问题已经恶化到相当离谱的地步,此时清廷中充斥着虚有其表善于夸夸其谈的人,他终于忍不住再次发火,道:“等皆读书人,又有一事当知所戒,如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朕尝潜玩性理诸书,若以理学自任,则必至于执滞己见,所累者多。”

  说完这些后,康熙皇帝将熊赐履拖出来鞭尸,“昔熊赐履在时,自谓得道统之传,其没未久,即有人从而议其后矣。今又有自谓得道统之传者,彼此纷争,与市井之人何异?凡人读书,宜身体力行,空言无益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对理学并不关注它的哲理层面,始终认为‘空言无益’,而到了雍正年代,雍正更是曾痛斥过一个理学名臣杨名时,因为他曾经做过一些减轻农民负担的事,就遭到了雍正的痛骂,认为此人沽名钓誉,但是不知纲常大义。

  到了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对程朱理学极为推崇,更是认为这个是治国根本。

  三代君王的表态看似各有不同,但是有一条隐藏在深层的逻辑是相通的,那就是他们都不关心程朱理学本身的义理,仅仅只关心其中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伦理,并且让臣下身体力行,但是如此一来清代理学在哲理方面并没有任何进步,走进了死角,最终甚至演变成为了贞节牌坊这一套专制统治理论。

  回过头来看看,华夏原本并没有这些奇谈怪论,汉唐时期民间风气开放,唐朝贵族妇女能成群结伙地骑马外出郊游,男女交往也十分开放,彰显出华夏文明的包容与自信,即便是在理学发源之端的宋朝,理学也并没有真正深入人心。

  曾经说话那句千古名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家程颐,也并没有真正固守这个观点——当外甥女丧夫之后,程颐怕姐姐过度悲伤,便将外甥女接到家中,然后再嫁给他人,压根就跟守节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在经过了金,元,明三朝的发展后,理学日趋兴盛,而清朝初期理学虽然受到批判,但是后来又被奉为显学,更是因为前面所说的缘故,导致沉渣泛起,而这一次理学更是发展到了极端,将贞节变得十分偏执和狭隘。

  在清朝中晚期,各地大肆兴起竖立‘贞节牌坊’的风气,夫死守节成了不可逾越的天理,甚至出现了未过门,有婚约,夫死也要尽节,被男子调戏也要寻死表明清白——女性被《内训》《训女宝箴》《古令列女传》等教条捆绑在理学的范畴内,也成为了各地地方官员政绩的一种体现,甚至各大家族也都将节妇视为荣誉,以致于出现了家族为了荣誉而胁迫女子自尽守节。



  在《古今图书集成》有记载,整个唐朝明确记载的‘烈女’‘节妇’只有51人,宋朝增加到‘152’人,而到了明朝则多达27144人,至于到了清朝则明确受到旌表的贞节烈妇高达100万人,无数妇女的一生被毁灭在这种极端的教条下,同时也阉割了汉唐以降汉人的勇武与胆气,给整个民族背上了个虚伪的儒学道德牌坊。

  到了鸦片战争时期,理学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不仅没有交流的想法,反而进一步故步自封,强调‘严夷夏之大防’,而面对西方强大的军事实力,理学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即所谓理学经世和理学修身,前者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者则是认为‘西学不为用’,而二者的统一点就在于都要维护理学的伦理纲常。

  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就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而理学修身派的代表则是清代大儒倭仁等,以维护纲常伦理为己任,甚至认为以此就可以治国——太平天国运动和鸦片战争导致前者实现了彻底的压倒性优势。

  但是赵源也知道,理学经世派的底层逻辑没有改变,也就导致这些理学经世派名臣最多只能对付内乱,却无法抵抗外侮,也就出现了后来的甲午战争以及八国联军等事变,宣告了理学经世派的彻底失败。

  倘若赵源走上这一条路子,或许能够一统华夏,但是却无法真正抵御外敌的进攻——因此他必须在要短暂的历史空隙里寻找到新的机会,而新文化运动也就成为了他在理论界的一次尝试。

  当然,与赵源在战争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相比,他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只能算一介白丁,想要取得这一场显得更加艰难的胜利,就必须找到一群帮手,而学海堂也就成为了最好的选择。

  “诸位,西方文明有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由此实现了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宗教愚昧,用理性驱散黑暗,从而实现了强国之根基。而我华夏已经沉迷于理学之滥觞,官可以无罪而杀民,兄可以无罪而杀弟,长可以无罪而杀幼,以致于时至今日,勇威怯,众暴寡,贵凌贱,富欺贫,莫不从三纲之说而推,是化中国为蛮貊者,三纲之说也。”

  “时至今日,华夏也必须要有一次真正的新文化运动,革政不足以救亡,非改正人心可,改革人心,必自政治、经济、教育始。而三者之中,尤推政治为先,其使民也有方,其化民也有理,而始于使人而知之,而非由之。”

  赵源缓缓开口阐述着自己的理论,而这一次所谈的一切并不比天演论带来的冲击小,尤其是对于在场众人而言,无异于是一次精神冲击——因为赵源直接推翻了目前理学的根基所在,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赵源所言则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句来源于孔子,更是儒家精髓思想之一,但由于古代没有标点符号,也就出现了两种断句方式,无论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还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都不乏支持者,而关键就在于所处的立场。

  对于传统的理学儒生而言,大部分人都站在前者的立场上,他们认为普通百姓并不具备参与政治的资格,唯有‘士’具备话语权和解释权,但是后者则认为,普通的老百姓也是可以经过教育,能够参与到政治当中来。

  对于这一问题,吴又侠却皱起了眉头,道:“秀山,你既然认为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妨同我们解释解释。”

  赵源笑着点了点头,道:“此句当然要联系全篇来看,论语此句上章言教化,本章言行政,而大义相通。《孟子》曰:‘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中庸》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则说明了一点,此句皆与此章义相发。”

  听到这里,陈澧却摇了摇头,道:“此番理论放在这里说或许还行,但是一旦真正走上台面,只怕难以抵挡。”

  的确,儒学走到今日,微言大义者并不在少数,而解释权并不会属于赵源,光是从理论上来讲并不够,历史上能走到这一步,则是因为华夏经历了数次大变,人心本就思变,也才走出了一条小路。

  可是在如今这个时代,人的内心成见如同一座大山,想要搬走谈何容易?

  赵源摇了摇头,道:“道理都是越辩越明的,过去百姓并未开智,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者,可是如今不一样,我们有了各种各样的报纸,有了许多传递信息的手段,若是上位者每事于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户晓,用语言文字务必使之知,自然也就能‘知之方由之’。”

  “秀山,你要知道,百姓当中绝大部分都目不识丁,他们如何能看得懂你的高谈阔论呢?若是将新文化运动引入士林,则士林反扑绝非你我所能言之。”

  杨荣绪轻轻叹了一口气,他虽然在言语中反对赵源的理论,但是似乎却表现得更加失落,反而没了赵源这般举重若轻的感觉。



  对于好友接二连三的反对,赵源并没有丝毫的失望,反而眼神越发明亮,只因为他们的意见的确很重要,正在指出赵源理论中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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