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参与制定宪法的汉王府臣子们而言，他们很难理解民权的实际定义，也并不太认同这一略显激进的观点——原因也很简单，在这样的一个以愚昧民众的封建王朝里，开启民智是一件非常要命的事情，清廷只会想尽一切办法愚昧民众，更不会让百姓拥有所谓的民权。
即便是在汉王府和复汉军体系内，也有很多人认为百姓不需要开启民智，更不需要虚无缥缈的民权，原因很简单，自古以来王朝更替时，黔首所能发挥的力量是被精英们所低估的，王侯将相才是过去两干年的常态。
倘若这种常态能够一直持续下去，黔首的确不能左右一国之兴衰。
但问题是，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西方文明的到来，华夏这个半封闭的圈子被打开，而赵源更是明白一点，时代在不断发展，火器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而战争的规模也会越来越大，传统的精英骑士会被数量庞大的农夫淘汰掉，那么到了这个阶段，各国的君王都不得不开始依靠庶民来获取对外战争的胜利，同时也不得不开始向庶民让渡权力。
与此同时，清廷自入关以来就开启了最为极端的愚民政策，利用文字狱对华夏思想进行钳制，对各地私塾采取了最为极端的控制，导致华夏百姓的识字率直接跌到了百分之一以下，使得很多地方整个村、乡、县的人都变成了文盲，百姓麻木不仁，只有一眼望不到头的贫穷和痛苦。
如果赵源只是想做一个所谓的明君，他自然不需要去做这一步，继续沿着清廷的老路走下去，加上他自己手腕和能力，或许还能比清廷更能苟一段时间，可代价却将会让华夏民族永远沉沦下去，这正是赵源所不希望发展的方向。
因此，开启民智，开启民权，更多去依赖民众的力量，也就成为了赵源必须要走的道路。
当然，这需要经历一个完整的过程，在民众民智尚没有开启之前，民权将不会立刻实现，这也是赵源对当下局势的妥协——黔首是一张白纸，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描画，包括赵源的敌人。若是他主动放开，并不意味着百姓就有了民权，反而会变成斗争的工具。
在后世，西洋所谓的‘民权’就走上了这样的一条歪路上，黔首们并没有因为信息科技发达而开启了民智，反而被迷惑在各种有意营造的假象当中，民权也就成为了空中楼阁，被各种人进行利用。
赵源不会这么愚蠢，也不会这么激进，他深知众人矛盾的关键点，便主动站出来说道：“欧洲所以发达，由民族主义所磅礴冲击而成，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以我为尾闾。其下手也，或以兵力，或以商务，或以工业。彼以一时之气焰骤进者，吾可以鼓一时之血勇以相防；彼以久远之政策渐进者，非立百年宏毅之远猷，必无从幸存也。”
民族想要强大，必须要立下长策，而不仅仅只是投机取巧，关键就在于国民自身需要开启智慧，无论是军事发展还是工商业发展，都必须建立在高素质国民的基础之上，而民权之始即为开智。
在之前的时候，赵源便已经进行了相关的科举制度改革，还拉着越秀山上的学海堂一起开启新文化运动，尽管还没有大范围铺下，但是种子却渐渐深入人心，因此在这一次立宪会议上，针对民权这一部分更多的内容关系到针对百姓的普通教育，即平民教育。
教育乃民族振兴的基石，正所谓‘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在华夏民族的源头之始，教育就摆在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位置上。但是在过去的两干年时间内，教育更多从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稳定角度出发，实行精英教育，以治理国家，而对于平民教育则采取了漠视的态度。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尽管这一句话在解读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是古代封建统治者和士族长期努力贯彻的‘愚民’政策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一情况发展到清末依然如此，精英们皓首穷经，百姓们大字不识，知识处于严密的封锁和垄断状态下。
与此同时，从公元五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这长达一干年的欧洲历史上，其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国而言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其代表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教育在中世纪同样也算不上发达，知识被宫廷和教会所把持，有资格接受教育的对象仅限于上层社会的王室贵族和少数精英分子，平民同样也没有得到教育的权力。
直到西方经历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后，平民化和大众化教育才开始初见端倪，直到工业革命发展以来，平民教育才开始得到发展，尽管这种大众教育在内容上依然很简单，与精英教育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这种平民教育思想却得到了延续，直到在一个名叫约翰·亨里希·裴斯泰洛齐的瑞士人身上开花结果。
在后世，约翰·亨里希·裴斯泰洛齐被誉为“平民教育之父”，他身体力行地在瑞士推行贫苦儿童教育计划，让那些本没有得到教育机会的贫困儿童开始接触到教育，尽管该计划最终还是走向失败，但是这一模式却得到了欧洲教育的认可，各国纷纷开始效仿瑞士模式，崇尚教育、以教育为立国之本的教育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其中做得最好的，便是普鲁士人。
公元171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发布了普鲁士王国第一部学校法《普通学校规章》，这一部法律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它使得教育成为了国家事物，而非地方或者个人事项，从源头确保了教育的重要。
到了公元1787年，普鲁士设立‘中央管理委员会’，开始替代原先的宗教法庭，对普鲁士所有学校进行管理，而且腓特烈还在《普鲁士民法典》中宣布，‘凡普通学校与大学，都是国家机构’，‘只有得到国家认可和批准，才能开办学校’以及‘所有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都应该接受国家的监管，随时接受其考核和检查’。
毫无疑问，赵源对普鲁士的这些政策表示高度赞赏，而他推行宪法民权部分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所有统一归属教育司管理，任何个人必须通过审核和批准，才具备开设学院的资格，当然在清廷治下，这一点同样也是有的，只是赵源进一步进行了强化，他需要教育司直接介入到教育界中，对所有的教育内容进行检查考核。
在得知这一点后，台下众人中顿时有些人的神情出现了些许异样，因为这让许多人想到了清廷实行的‘文字狱’。
赵源并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跟反对者进行辩论，他给出了一个不能拒绝的理由。
“教育乃民族根本，任何教育都不能违背民族崛起这一伟大目标，而教育司对教育内容的审核也是有必要的，我们必须警惕一切可能会阻碍民族崛起的不正确思想，对我们的未来产生毒害。”
“同意！”
“同意！”
众人纷纷举手表示同意，尽管有一些人产生了犹豫，也有一些人选择了弃权，但是这一项并没有产生非常激烈的争论，很快就正式通过。
除了这一点以外，赵源打算推行的第二条争议就显得更大了一些——他打算在六省范围内进行试点，尝试组织扫盲运动以及三年义务教育。
扫盲运动，赵源也借鉴了后世历史上的教育运动，即在六省范围内展开全民形式的教育，主要是在农闲阶段组织办夜校和识字班，集中进行大规模扫盲。当然这种形式并不要求百姓掌握多少知识，主要还是以识字为主。
原因也很简单，当下的情况摆在这里，当下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文盲，只有少数人才会读书识字，很多地方十里八村都找不到几个识字的人，这个时候不要说更加高端的教育，哪怕是最为基础的扫盲都缺乏足够的老师来完成。
像这样的问题在普鲁士早期也曾经遇到过，在进行义务教育的初期就面临着师资质量和数量问题，他们严重缺乏有学识、受过教育的教师，且缺乏专业的师资培训机构，大量的乡村教师通常是教士或手工业者，他们仅仅只是将当老师作为一项副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腓特烈专门下达过一道命令，即让领取养老金的士兵担任学校教师，从而解决数量的问题。
赵源同样打算参考这个方案，他早先就十分重视复汉军内部的文化扫盲工作，每个营中都安排了两位文化教员，通常都是从各地请来的老秀才。这些人已经绝了科举上的心思，平日里也都是给幼童开蒙授业为生，正好可以教复汉军的士兵们识字。
其次，赵源通过组建黄埔军校的形式，将大量有一定文化基础的读书人转变成军官，让这些具备相关知识基础的军官下沉到基层去，定期进行文化授课，同样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说当今华夏识字率最高的群体正是复汉军，其中一年以上的老兵通常至少能读一干个字，能写三百个字。
等到将来这些老兵分配退伍以后，他们都将会成为支援各地扫盲运动的主力，从而缓解师资力量的匮乏，当然师范类型的学校也会进行组建，确保有更多的活血进入。
在扫盲运动这一块，赵源主要要求各地地方官府予以支持，提供相关的场地开办夜校，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先将先生请起来，而这一块所需要消耗的资金，将通过中枢地方各自一半的比例进行分摊。
对于这一部分政策，大部分人赞同写进宪法当中，但是对于赵源的另外一个政策，也就算三年义务教育，则反对的声音要多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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